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,在唐朝的朝堂之上,一件看似普通的案件却引发了一场权力风暴。负责审理“王元琰贪腐案”的三司官员向唐玄宗报告,称尚书右丞严挺之竟然替王元琰打掩护,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帮助他逃脱罪责。得知此事后,唐玄宗暴怒,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:“堂堂中书省的官员,未来的宰相,竟然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,居然为罪犯走后门,拿我当瞎子吗?严办,必须严办!”他愤怒的语气,震动了整个朝堂。
话音刚落,宰相张九龄立刻插话:“据我所知,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,两人已经离婚十多年,早就没有任何联系了,严挺之怎么可能帮她呢?”张九龄一番话虽是为严挺之辩解,却未能平息唐玄宗的怒火。唐玄宗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:“他们虽然离婚,但一直藕断丝连,旧情未了,岂能无动于衷?”张九龄立即为严挺之辩驳,面红耳赤地说道:“这完全不符合常理,肯定有人在背后陷害!”唐玄宗听后,怒火中烧,转身怒斥道:“你,张九龄!严挺之是你的人,怎么就这么公然偏袒他!你这是结党营私,公权私用!你敢替他出头,那就别怪我不客气!”话音未落,唐玄宗便迅速发布了圣旨:罢免张九龄的宰相职务,改任尚书右丞,而李林甫接替了中书令一职,牛仙客则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。
展开剩余82%这一刻,曾在开元盛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张九龄,被唐玄宗一朝从权力核心中踢出,而李林甫的时代则由此正式开启。张九龄为何如此坚决地为严挺之辩护?他与严挺之之间,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?
严挺之,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员,少年时便才气横溢,志向远大,性格刚直清高,骨鲠之气让他与权臣们格格不入。即便如此,他依旧屡屡在朝堂上为自己争取机会。一次,唐睿宗在宫中举办豪华宴会,几乎日日宴饮,整整持续了一个月。严挺之不满宴会奢靡,书信上谏言,批评唐睿宗:“损万人之力,营百戏之资。”这番直言,虽让他招致了弹劾,但也展现了他敢于与权贵作斗争的决心。另一次,他在朝堂上与侍御史发生激烈争执,侍御史作为监察官员,权力虽小,但在朝中极具威慑力。严挺之一声令下,当堂揭发侍御史们的无礼,终于被朝廷贬谪,流放至万州。
然而,即使被贬,他的才华并未被埋没。经过几年的沉寂,严挺之终于得以重新归朝,重新担任给事中一职。由于其敢于直言,尤其是对宰相李元紘结党营私的指责,严挺之再度被踢出长安。虽然总是受挫,但他与几任宰相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。姚崇、杜暹、张九龄等都曾提拔过他,而他与唐玄宗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某次,严挺之被贬至太原担任少尹时,他收到一封来自殿中监王毛仲的信件,要求他调拨武器。严挺之一向警觉,深知调拨武器需得皇帝敕令,而王毛仲偏偏以信函形式要求他办事,他心生疑虑。于是,严挺之果断拒绝,并秘密向唐玄宗上报。不久后,果然爆发了王毛仲谋反事件,唐玄宗为表彰严挺之,任命他为刑部侍郎,张九龄也对他十分器重,随后将他提拔为尚书右丞,主管吏部的铨选工作。
在唐玄宗执政初期,朝中实行“二相制”,即由中书令和尚书右丞共同治理朝政。这种制度改变了过去“群相制”造成的弊端,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。然而,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,原本和谐的“二人转”逐渐演变成了权力争斗的舞台。张九龄与李林甫作为两位重要的宰相,他们的关系微妙复杂。李林甫虽然在表面上恭敬有礼,但却一直心怀不满,企图取而代之。
张九龄作为一位大文豪,看不上李林甫这个官僚出身的“吏僚”,因此他一直希望提拔严挺之入相。而李林甫对此心生警觉,早已将严挺之视为眼中钉。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,张九龄试图通过提拔严挺之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,但却没能成功突破李林甫的阻挠。
李林甫与严挺之之间的矛盾,实际上源自于两人性格与立场的对立。李林甫身为宰相,气度狭隘,喜欢结党营私。严挺之直言不讳,目中无人,不屑于巴结权贵。李林甫对严挺之的敌意也逐渐积累,两人势如水火。严挺之在担任尚书右丞期间,公事繁忙,却从未去李林甫家拜访过,李林甫也因此将其视为敌人。
随着“王元琰贪腐案”的爆发,李林甫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来彻底打击严挺之。张九龄为了替严挺之辩护,与唐玄宗发生了激烈争执,最终被罢免了宰相职务。与此同时,李林甫借机将严挺之贬为洺州刺史,并逐步排除掉所有与张九龄关系较深的人。
不过,李林甫的心机远不止此。天宝元年(742年),唐玄宗再次提到严挺之的才华,希望重新启用他。李林甫立刻展开了一番阴谋,通过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,将他彻底从复职名单中排除。李林甫首先用糖衣炮弹拉拢严损之,然后在严损之向唐玄宗上报后,李林甫立即暗中操作,最终将严挺之彻底断绝了复出的可能。
严挺之的结局,也就这样定了下来。他被任命为一个闲职——“员外詹事”,没有实权,直到死于洛阳,未能再一次重返朝廷。李林甫的手段之高,令所有人都为之叹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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