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有一个家，中国。
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，从夏商周到元明清，历朝历代虽未曾将“中国”定为国号，却无一例外地自称“中国”。与此相呼应的，还有诸如“华夏”、“中华”、“中夏”、“中原”、“诸夏”、“诸华”、“神州”、“九州”、“海内”等众多称谓，均享有同样的尊荣。
起初，“中国”一词仅涵盖了西周的京畿地带。以1963年出土、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为例，其铭文中便有“余其宅兹中或（国）”的记载。这一点不难理解，因为周王将国土分封予诸侯，而真正由他亲自管辖的区域，不过家门口的那一小片土地——虽小，却确实是名实相符的。王朝之核心，天下之枢纽，称之为中国，实至名归。
自然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文明的演进，继任的统治者所能直接管辖的疆域亦日渐宽广。因此，“中国”的范畴亦随之不断拓宽，从河洛之地延伸至整个黄河流域，继而又跨越海河、辽河，一路向北拓展，向南则逐步侵吞了长江、珠江流域。简言之，凡汉家农夫挥锄耕作之地，无不纳入“中国”的范畴。
“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，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。”自西汉起，便特意建造了名为“蛮夷邸”的机构，位于未央宫北侧的藁街（亦称槁街）。无论来者是为朝贡还是宣战，一律需在此充满歧视意味的场所聚集，以彰显华夷之别。例如，陈汤在其著名的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宣言前，曾请求汉元帝刘奭将郅支单于的首级悬挂于槁街蛮夷邸，以示威慑，其行为可谓赤裸裸的威胁恐吓。《汉书·卷七十·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》中有所记载。
更有趣的是，鲜卑族，昔日四夷中的一员，在踏入中原腹地（尽管仅占据半壁江山）后，便毅然坚信自己已摆脱四夷之列，拥有了自称中国的资格。于是，他们满怀喜悦地在国都洛阳城南修建了一座四夷馆。这座四夷馆的性质与蛮夷邸相仿，却额外具备了教授异族中国语言文字的功能，旨在推动民族间的融合。
这情形不禁让后世王朝眼前一亮——哎呀，真不错啊。于是纷纷效仿，有的称作四方馆、四译馆，而汉字文化圈，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成形。
言归正传。让我们再来探讨一番，历代国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，它们与“中国”一词之间又存在着何种联系。
01
自夏至周，先祖们坚信我国位居天地中心，故而自豪地以“中国”自称。既然已有此名，为何又要劳神另择他称呢？
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。就好比我们都是炎黄子孙，但姓氏各异，我姓张，你姓李，他姓王，这样的差异正是个人身份的体现。同理，在历史上，中国的王朝更迭如此频繁，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若 everyone 都只以“中国”这一标签来概括，那如何区分彼此，如何彰显各自独特的风采呢？
“民国者，民之国也。为民而设，由民而治者也”——表面上看，这似乎与后来的含义相似，然而，我们仍需另行创制，不能继续沿用。
那么，夏商周至元明清等历代王朝的国号是如何形成的？这需要从几个不同的阶段来分析。
先秦时期。
夏朝，作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拥有确切信史记载的首个王朝，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使得其国号“夏”的确切由来已难以稽考。然而，关于这一点，仅存几种较为可靠的说法在民间流传。
太史公司马迁言：
“禹姓姒，其后嗣分封各地，以封国名为姓，因此衍生出夏后氏、有扈氏、有男氏、斟寻氏、彤城氏、襃氏、费氏、杞氏、缯氏、辛氏、冥氏、斟戈氏等姓氏。”（《史记·卷二·夏本纪第二》）
换言之，夏朝最初是由十二个同属姒姓的部落联合而成，其中夏后氏部落势力最为雄厚。正如俗语所说，“实力为尊”，他们便以自己的部落名称作为国号。若有人不认同，又能如何呢？反抗又有何益？
其二，系唐朝史学家、《史记正义》的编纂者张守节所持之见。他认为，“夏”这一国名之由来，源于大禹曾受封为“夏伯”于阳翟（今河南省禹州市）。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以开国君主所受封爵名为国名者不乏其人，因此此说亦颇受推崇。
在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以及新近发现的清华简中，夏朝均被称作“西邑夏”或简称为“西邑”。据此，有学者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，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“西邑”这一词汇，实际上乃是商朝对夏朝的特定称呼。
除去夏朝，随着史籍文献的日益增多，自商周之世起，各个朝代的国名来源脉络亦渐显明朗。
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，是以“商”作为国号，实属顺理成章。然而，传说第十九代商帝盘庚迁都北蒙（今河南安阳）后，国号更改为“殷”，因此后世亦将商朝称为“殷”或“殷商”。然而，其中仍存疑虑——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及《竹书纪年》（古本）等早期史料，均以“商”称之，未见“殷”字。尤其是在已解读的甲骨文中，亦未发现“殷”字。相较之下，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问世较晚的文献，则普遍以“殷”称之，或二者并提。
总觉得那位老夫子及其门生故吏，不知出于何种动机，又是在施展春秋笔法。
周朝国号的起源则显得尤为明朗。相传，周族先民起初栖息于姬水之畔（至于姬水的确切位置，至今仍难以确切定位），毗邻薰育戎（亦称荤粥，乃匈奴族的先祖），常受欺凌，饱受欺辱，时常被击打得四处奔逃。直至迁徙至周原（今陕西宝鸡），才得以安享宁静岁月。于是，他们便以“周”作为部落的名称，此名日后亦演变为国号。
02
在西周时期，一位名叫嬴非子的氏族成员，因在饲养马匹方面建树显著，于周孝王六年（公元前905年）被赐予封地。该封地治所位于秦邑（现今甘肃清水），因此他改以“秦”为姓，嬴非子便更名为秦非子。
直至周平王元年（770年），鉴于秦襄公在护送天子东迁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，方获封为诸侯，从而具备了建国之资。至于国名，自是沿袭传统，以族名或氏名为准，遂定名为秦国。
实际上，两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在国号命名上，其逻辑与秦国颇为相似。例如，周成王姬诵将他的弟弟姬虞封于唐地——大致位于黄河与汾河的东岸。那时，人们习惯以封地作为姓氏，男子则仅称姓而不提姓。因此，姬虞便更名为唐叔虞，而他所领的诸侯国也就被命名为唐国。
嗣后，唐叔虞之子燮登基，其迁都之由，或因戎狄的侵扰，或因洪水的肆虐，亦或因功勋卓著而获赐新封地，终将国都迁移至晋水之畔（即今日之山西太原），顺势也将国号更改为晋。
类似的情况，如姜尚被封于齐地，从而诞生了齐国；召公受封于“燕山之野”，故而有了燕国；从晋国分封而出的赵、魏、韩三国，也都遵循惯例，以始祖的封地作为国名。唯独楚国显得格外特殊——据清华简《楚居》篇所述，楚国的开国之君熊绎的祖父熊丽诞生时，其母妣厉难产，巫师只得剖腹取子。在埋葬妣厉之际，人们特意用“楚”（荆条）包裹其腹部伤口。为纪念此事件，熊绎在取名国号时，并未追随中原的习俗称“熊国”，而是选择了楚国之名。
史书载，“周封商，定五等封地，共1773国。（《后汉书·志第十九·郡国一》）记载，迄今为止，我们尚能辨识出的两周时期诸侯国数量，总计不下200余国。依据当时的礼制规范，诸侯国需依照其尊卑地位分为六个等级，依次为公爵国、侯爵国、伯爵国、子爵国、男爵国以及附庸国。以先前提及的秦国为例，秦非子因对马匹饲养的卓越贡献被封于秦邑，彼时仅为最低级别的附庸国。直至秦襄公因护卫君王有功而受封为伯，秦国方才正式跻身诸侯行列，其建国历史亦自此正式开启。
须留意的是，一旦被册封为诸侯，其爵位基本上便不会有任何变动。以秦国为例，若依两周的礼法，它始终只能算作一个伯国。即便秦孝公曾受到周显王的亲自册封，被尊为霸主，即便秦惠文王胆敢自行称王，只要周天子依然存在，哪怕是徒有虚名的傀儡，这一现状便无法改变。《左传》中便始终如一地称秦君为“秦伯”。
看似秦襄公、秦孝公，乃至齐桓公、晋文公等“公”字辈的诸侯，其名号颇为威严，实则不过是在非正式场合，诸如国内私议或是诸侯间的相互夸耀时，习惯性的尊称而已。不论爵位高低，皆以“公”称呼，仿佛人人都是公爵一般。然而，在极其正式的场合，如朝见天子、诸侯会盟等，便不能随意称呼。秦君即称秦伯，齐国和晋国则分别为齐侯和晋侯。相较之下，楚国的境遇更为凄凉，只能默默忍受被称为楚子。最终，楚人愤而使出无赖手段，宣称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（《史记·卷四十·楚世家第十》），于是自行称王，决心与周天子比肩而立。
周朝时期，声望最显赫的诸侯国主要包括东周、西周公国以及一些其他诸侯国，如焦国、祝国、蓟国、陈国、杞国、宋国、虢国、虞国和州国等。其中，宋国虽称得上有所作为，但多被戏谑，其他诸侯国则鲜有出色之处。
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，此乃世间不变的法则，任何时代均无例外。历经数百年的诸侯纷争，最终脱颖而出的七大强国，起初均为侯国，其中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五国尤为显赫，而楚国更是仅被视为子国。然而，它们最终均未能逃脱被秦国这个霸主吞并的命运。
因而，在这世上，尊崇与敬意几乎悉数归属于强者之列——据不完全的统计，自秦朝以来，两千余年间所涌现的正统与亚正统政权中，以“秦”为名号的政权共有五个，而其他如齐、楚、燕、晋、赵、魏、宋、吴、周、唐、梁等国号，则各出现了六次至七次不等。在两周时期，那些较为强盛的诸侯国中，唯独“韩”国因不受待见（最终被某强国视为珍宝所夺），其余的国号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间，几乎被反复提及，仿佛对国号的重复使用毫不在意。
起初，便有汉朝这样的特例。
03
先前有所提及，《后汉书》中记载，西周曾实施分封制，将国土广袤地分封予诸侯。千七百七十三国荀子曾言：“（周）兼制天下，立七十一国，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”（《荀子·儒效篇第八》）——至于前者所述，我不知其真伪；然而，对于后者，我确信其言有所误。仅凭我从史书中搜集到的姬姓诸侯国，便已达到五十七个，其中或许仍有遗漏。
不论是个位数还是成千上万，不论他们是否姓姬，总之截至目前，尚未有人发现任何一个以“汉”作为国号的先例。
为何刘邦要将他所开创的王朝命名为这样的名称呢？
实际上，当老刘最初高举义旗发起反抗时，他自称“沛公”。这里的“沛”指的是沛县，因刘邦的故里丰邑中阳里（今江苏丰县）当时隶属于沛县管辖。尽管这个封号是他自封的，却与传统相契合，正如先秦时期的秦伯、齐侯、楚子等，他们的封号多以大本营的名称或国号命名。此外，这也反映出老刘起初并无太大的野心，毕竟是以一个县为名。由此可见，打下一个小县作为封地，对他来说就已足够满足。
若沛县隶属于泗水郡，那刘邦为何自称泗公？再者，泗水历来被视为楚地的一部分，那么为何不自称楚公呢？
量力而行，知所进退——具备如此的自省智慧，或许正是刘邦得以成就伟业的关键所在。
刘邦随后率先进入关中，攻克咸阳，抢先一步尝到了项羽未曾触及的甜头，此举令项羽心怀不悦。尽管刘邦为了打消项羽的疑虑，刻意降低姿态，却依然未能避免报复。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，项羽故意忘却了“先入关中者王之”的约定，将刘邦一脚踢至四川，封为汉王，更将与他有怨的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等秦朝降将悉数安置于关中，这分明是一副要将刘邦终身囚禁于四川，让他终日以麻将消磨时光的态势。
追溯往昔，那时的天府之地并非巴蜀，而是关中地区。至于汉王的封号，当时普遍认为只有像周朝时的强国如齐、楚、赵、魏等才配得上，宋、鲁、燕、郑尚可接受，即便是陈、曹、杞、虞这样的诸侯也有一定的地位，然而汉王这个称号又算得了什么？
老刘当时的感受，若用一种或许不太恰当但颇为形象的比喻，就像是参与一场战友间的争霸，最终胜利后却面临分封。众人纷纷被封为军长、师长、旅长，即便是最低的也至少是团长、营长。然而，项羽却让刘邦仅担任游击大队司令，这不正是一种明显的挑衅和戏弄吗？
当时刘邦气得几乎发狂，挥舞起拳头，便欲与小项同归于尽，幸亏萧何及时劝阻，方才使他冷静下来。
“汉王怒，欲谋攻项羽。周勃、灌婴、樊哙皆劝之，何谏之曰：‘虽王汉中之恶，不犹愈于死乎？’汉王曰：‘何为乃死也？’何曰：‘今众弗如，百战百败，不死何为？《周书》曰天予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语曰天汉，其称甚美。夫能诎于一人之下，而信于万乘之上者，汤、武是也。臣愿大王王汉中，养其民以致贤人，收用巴、蜀，还定三秦，天下可图也。’汉王曰：‘善。’乃遂就国，以何为丞相。”（《汉书·卷三十九·萧何曹参列传第九》）
后续的演变，我们早已耳熟能详。刘邦巧妙地采取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策略，不仅成功突破了四川的封锁，更是进而开拓了整个天下，最终迫使项羽走向末路，登上了皇位之巅。他所建立的国号，仍旧沿用了那曾经属于汉王的“汉”字。
之所以达到这样的境地，或许是因为萧何的那番话语触动了他。或许是出于知耻而后勇的心态，他下定决心要将那个看似杂牌的“汉”字，打造成最为正统的形象。无论如何，刘邦终究是成功了——原本指代天河，或专指汉水的“汉”字，因两汉的辉煌与荣耀，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以及这片土地（“中州名汉”）的专属标识。
至于那些历史悠远、昔日声望显赫的齐、楚、秦、燕等诸侯，相较之下，在汉朝的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，宛如晚辈。
04
刘邦王莽心思相同。
西汉晚期，皇权日渐衰微，官场文恬武嬉，民间的日子愈发苦涩，众人对现状不满，纷纷期待更换皇帝以期改善命运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王莽脱颖而出，被看作是“革除旧汉，建立新朝，废弃刘姓，振兴王朝”（《汉书·卷九十九中·王莽传第六十九中》）的理想人选。于是，在顺利接受禅让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以“新”作为国号。
在王莽当政之前，无人曾以“新”字作为封号，这样的想法恐怕都未曾有过。而自王莽之后，历代的君主都对“新”字避之不及，鲜有人敢再采用。这是为何呢？
恰如“汉”字，起初无人问津，刘邦巧妙运用后，便扶摇直上九天。然而，王莽的滥用导致其声名狼藉，因而“新”字亦随之背负了千古恶名。
没金刚钻，别碰瓷器。
在随后的千余年间，绝大多数王朝在国号的选择上均极为慎重，用“恪守规矩”来形容毫不夸张。概括而言，它们普遍遵循以下几项原则。
首先，便是以称帝建国之前的封爵作为国名。以曹魏为例——昔日曹操被封为魏王，其子曹丕继承父爵，取代汉朝称帝之后，便自然而然地以“魏”作为国号；同样，西晋亦是如此，魏元帝曹奂曾封司马昭为晋王，司马炎继承爵位，篡夺帝位建国后，亦沿袭此例，使得“晋”成为国号。
诸多类似的实例屡见不鲜，例如，北魏的先祖代国，其国名正是源自鲜卑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愍帝司马邺封为代王的封号。此类情形亦见于宋武帝刘裕在篡夺晋朝之前，曾担任宋王的职务；齐高帝萧道成在篡位宋朝之前，亦曾是齐王；梁武帝萧衍在篡夺齐朝之前，封号是梁王；陈武帝陈霸在篡位梁朝之前，则是陈王。至于唐高祖李渊，不仅承袭了唐国公的爵位，还曾担任过唐王的职位，可谓一步一个台阶，脚踏实地地晋升为唐帝。
实际上，隋朝的国名亦源起于此——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，曾受北周之封，被赐予随国公的封号。随国，曾是西周时期分封的诸多诸侯国之一，属于姬姓，其封地位于现今的湖北随州周边地区。尽管随国规模不大，国力亦不强，但它毕竟是尊贵的先秦诸侯国之一，用作国号自是恰当无碍。
杨坚固然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，他所建立的国号自是“随”。然而，不久便有识之士从古籍中发掘出“随”字蕴含着从属与逃避的深意，颇为不祥，亟需更名。杨坚起初对此并不以为然，然而面对众人的议论，他只得草草地选取了一个谐音字“隋”来作为国号的替代。
正是如此，隋朝应运而生。而且，在此之前，那些原本姓随的人们，也纷纷改姓为隋。
其次，国号的命名往往源自起家基地的普遍称呼。以五胡十六国时期为例，前秦、后秦以及由慕容鲜卑部创立的多位燕国，还有在西北地区兴起的众多凉国，均以它们的国土通称作为国号。尤以宋朝为最典型——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前担任的最高官职为归德军节度使，而归德军这支部队，正是他发迹之地，位于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。因此，他遂以“宋”作为国号。
三是用国号彰显正统。
自魏晋时期起，爵位的封号逐渐确立了一套被广泛认可的体系。其中，秦、晋、齐、楚四国封号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而鲁、赵、魏、梁、燕、代、陈、韩、宋、吴、越等先秦时期的次等强国封号，其等级则有所降低。至于杨忠、杨坚父子所封的随国公，其等级更是进一步降低，甚至降至两档之下。
尽管乍看之下，王侯公爵似乎并无二致，实则细究封号，便不难分辨出其中的尊卑之别。
当然，如杨坚般由一名“微不足道”的随国公跃升至一国之君的案例实属罕见。相反，更多的情况是如曹老板那般，将皇帝视为傀儡，掌握大权的大臣才有资格成为改朝换代这种高难度局面的主导者。既然已是权倾朝野的大臣，他们的爵位自然不会低微，封号亦不容忽视，正因如此，秦、晋、齐、楚等王朝的名称才如此繁多。
然而，在现实需求的驱使下，偶尔亦会突然涌现出一些与立国者看似毫无关联的国号。
譬如刘渊，原籍挛鞮氏，显然是个血统纯正、不折不扣的匈奴后裔。他曾在晋朝都城洛阳长期担任质子，因此深谙汉文化。他的汉文化程度之深，若他身处今日，听到“宫廷玉液酒”一词，定能立刻回应“售价一百八一杯”。
正是这类人，一旦萌生狼子野心，往往能酿成更为严重的灾祸。
公元304年，在永兴年间，刘渊把握了西晋八王混战之机，于左国城（现山西省离石市）公然称王，发起对抗晋朝的军事行动。而他所封的王号，正是汉王。
“汉有天下世长，恩德结于人心，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，而能抗衡于天下。吾又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，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？且可称汉，追尊后主，以怀人望。”（《晋书·卷一百一·载记第一》）
一方面，他有意削弱汉族与胡族之间的界限；另一方面，他积极在汉族中寻找自己的族亲。起初，他自称为西汉刘氏皇帝的外甥——考虑到当时有不少汉朝公主嫁入匈奴，尽管多数是假托；随后，刘渊认为这一说法的说服力不够，便追溯蜀汉后主刘禅为族祖，尊称其为孝怀皇帝，并设立祭祀自汉高祖刘邦以下的三祖五宗的神位。
不但如此，刘渊对军纪的整饬亦不遗余力，对于那些任意欺凌、残害汉族百姓的胡族将领，他给予了严厉的惩处。这在五胡乱华的动荡时期，实属罕见，几近不可思议。
‘刘景有何颜面再见我？天道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？我所要铲除的，只是司马氏，普通百姓有何罪过？’遂将刘景贬为平虏将军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卷八十七·晋纪第九》）
得益于刘渊卓越的眼光与深远的谋略，汉国得以展现出日益兴旺的景象，避免了一开始就被汉族的浩瀚人口所吞没的命运。
然而，刘渊不久后便不幸病逝，而他悉心培养的继承人刘和亦被其侄子刘聪所弑。事实上，刘聪素来对刘渊所推行的汉胡亲善与融合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。
身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三位著名暴君之一（其余两位为石虎、苻生），刘聪极度崇尚“民族自尊”，深以匈奴曾于两汉时期屈服为耻。因此，篡位登基后，他迅速将国号更改为赵（史称前赵），并废除刘渊所定之亲汉政策，对汉族人民展开大规模的屠杀——我们所熟知的五胡乱华时期的大多数惨烈屠杀事件，几乎均出自刘聪之手。
石勒，其麾下之英勇大将，竟刻意与刘聪背道而驰。他创设“君子营”，旨在庇护汉地士族、富豪及文人雅士，并与之携手共进。此外，石勒尊张宾为谋士，采纳其“先定河北，后逐鹿天下”的战略方针，凝聚各民族之力，终至覆灭前赵王朝。
石勒登基称帝，却未对国号作出任何更改，因此后世称之为后赵。或许正因为此，前赵所经历的那一悲剧，在后赵亦重演。石勒离世后，其继承人石弘不幸被侄子石虎所弑。石虎随后效仿刘聪，滥杀无辜，甚至将养孙冉闵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最终，未能继承皇位的冉闵心生反意，发动起义，将羯人几乎屠杀殆尽，导致后赵因此覆灭。
在五代十国的纷乱岁月中，石敬瑭凭借契丹之力建立了后晋王朝，然而，后晋亦因契丹人的盲目烧杀抢掠而陷入困境，最终在中原之地无法立足，只得黯然撤回故土。
中原一时无主。
不久之后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太原登基称帝，遂将国号更改为汉，后世史册便将其称之为后汉。
为何又是“晋”？尽管刘知远后来将都城迁至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，但他最初在山西起家，并在太原称帝，曾是几年的太原王。因此，继续以“晋”作为国号似乎显得非常自然。
石敬瑭与契丹的交往使得“晋”国名声狼藉。面对北方的异族威胁和南方的十国纷争，加之中原民众的民族情绪激昂，刘知远便借机宣称自己是汉明帝刘庄的第八代子孙、淮阳王刘昺的后裔（尽管他本人是沙陀族出身），随后又尊奉刘邦为高祖、刘秀为世祖。如此一来，刘知远以“汉”为国号，自诩为中原的正统，似乎无人能对其提出异议。
正如五胡乱华时期的前赵与后赵所演绎的闹剧一般，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，总会上演相似或雷同的戏剧性场面。
刘知远建立后汉政权不过三年，枢密使、天雄军节度使郭威便发动了一场兵变，自立为帝，建国号为周，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后周。
为啥叫周？因五代为“周”。天子应选兵马强盛者。在那个年代，武力至上，拳头硬便是至高无上的法则，而所谓的地位是否正当、是否正宗，都沦为笑谈。固然，旁人或许可以当作笑料看待，但当事人多少还得做做样子。正如刘知远将自家祖谱攀附至汉高祖刘邦，作为刘氏后代而被拉下马的郭氏，若想封堵那些指责他为“乱臣贼子”之口，也只得继续编织故事。
郭威自诩为虢叔的后人。虢叔何许人也？他的背景颇为显赫——他是周文王姬昌的亲弟，武王灭商后，被封为（西）虢国的君主，且享有公爵之位。尽管虢国在周惠王二十二年（前655年）被晋国所灭，未能进入春秋时期，但比起刘知远所宣称的祖先，虢叔的历史要悠久近千年。
因此，谁还敢在老郭面前夸夸其谈……哎不对，谁还敢质疑老郭的正统性呢？
05
在秦汉至唐宋的千余年间，尽管朝代更迭频繁，但各国选取国号的基本原则却是一以贯之。这便是效仿春秋战国时期，寻觅可借鉴的先例。一旦发现某种联系，便毫不犹豫地将其作为国号。
若不循此路，便与正统之道无缘。诸如五胡十六国及五代时期所涌现的凉、蜀、成、闽、南平等政权，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记载中，皆常受到冷落，甚至往往被忽视不提。
然而，自晚唐时期起，局势发生了转变，那是因为契丹族的介入，带来了新的变数。
显然，契丹并非首个踏入中原建立统治的异族，五胡的历史先例早已存在。然而，契丹与五胡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。
众所周知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深入人心，然而在这段长达136年的动荡岁月里，华夏大地上涌现的政权数量竟高达8族（包括汉族）和35个。即便这些政权的控制区域仅限于北方，其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29个。尽管政权众多，无论其统治民族为何，从刘渊到石勒，再到苻坚、慕容皝以及拓跋珪，这些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，均属于内附的胡族。
什么叫内附？就是在塞外的大漠草原或白山黑水活不下去了，或是被中原的汉人打服了，所以被迫迁移到了汉地居住生活。为此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放弃了游牧，渐渐学会了农耕，甚至开始说汉话、穿汉服、拜汉神、习汉俗，甚至满口的之乎者也比纯种的汉人说得还溜的也大有人在。
尽管因为世仇，尤其是魏晋时被汉人欺压得极狠，这些内附胡人在得势以后大肆报复、屠戮汉人。但在精神世界里，他们依旧是弱势的，对汉人创造出来的文明、文化都是信服和仰视的。
所以甭管他们搞出了多少个国，又表现出对汉人多么的排斥乃至歧视，但其政权的典章制度、统治秩序、治理逻辑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式的——你让他们整出来个不一样的，他们也不会啊……
但契丹则不同。这个民族非常古老，很可能源自鲜卑宇文部，最早在北魏时就已出现在史书中。此后契丹人虽一直给隋唐、突厥、回纥等强大的王朝（部族）当小弟，但始终不服，动不动就造反，打不过就再次认栽蛰伏，然后再反。
终于，契丹人把所有的大佬都熬死了，自己自然就成了大佬。天祐四年（907年），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，国号契丹。
天显十一年（936年）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儿子自居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，换取契丹出兵灭后唐；会同九年（946年），因晋出帝石重贵不愿臣服契丹，耶律德光出兵灭后晋，然后入驻汴州，将其改名为南京，入主中原之意显露无疑。
虽然因为契丹兵胡作非为、不得人心，最终被撵出了汴州，连耶律德光也死于归途。但别忘了，契丹人直至亡国前仍占据着中原一角，即燕云十六州。
这是契丹与此前的匈奴、鲜卑、突厥等纯粹的塞外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。而且契丹人武德充沛，从始至终在军事力量上对中原处于绝对的压制状态，所以在心理上又与五胡有着颇为微妙的区别。那就是一方面难免被汉化，另一方面又极度排斥汉化。
这种心理体现在国号上，就是在“大契丹主义”思潮爆棚时，他们的国号就叫契丹。可是跟汉人的交道打多了，他们也觉得“契丹”这个国号显得不伦不类，跟宋啊、周啊、汉啊啥的比起来就像个草台班子，更谈不上什么正统，实在太Low。于是在契丹人越想越不对劲的时候，就把国号改成“辽”。
至于为啥是“辽”而非传统上常见的齐楚秦燕啥的，大概是契丹人拒绝汉化的最后的那点小执念在作祟吧。而“辽”的涵义向来众说纷纭，有说是“镔铁”一词的契丹语音译的，有说源于辽水（即今辽河）的，也有说得名于“辽远”之意的。
反正契丹人一直没怎么拿定主意，所以国号一直在“契丹”与“辽”之间改来改去了好几次，直到辽道宗耶律洪基最后一次把国号定为“辽”，而此时距离女真崛起灭辽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。
相对于契丹人的选择困难症，女真人就利索多了——完颜阿骨打一称帝立国，就定下了“金”这个国号。至于理由，好像就是为了克死老冤家契丹人：
“上曰：‘辽以宾铁为号，取其坚也。宾铁虽坚，终亦变坏，惟金不变不坏。金之色白，完颜部色尚白。’于是国号大金，改元收国。”（《金史·卷二·本纪第二》）
当然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，出自永乐大典版的《大金德运图说》。说是女真人文明程度太低，刚立国时根本不知道还有国号这种东西。正巧那时候他们跟宋人关系不错，还在商量着搞海上之盟，于是北宋使臣就热情的建议女真人弄个国号，而且说“金”字就不错。女真人一想宋人那么有文化，听他们的肯定没错，这才有了金朝。
那么宋使为啥琢磨出个“金”字呢？因为按照五德始终说，北宋以火德自居，而火能克金嘛，象征着宋能制金，算是给自己讨个吉利、给女真人挖个坑。
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宋非但没克成金，还被人家克了，而且丢人现眼到没话说。如果这个传说属实，真能算是个冷得不能再冷的冷笑话了。
06
甭管契丹人和女真人是如何的扭扭捏捏或别别扭扭，但总算给后来者指明了一条有别于华夏传统的同时，又不至于太过丢人现眼的路子。
比如对忽必烈来说。
自铁木真崛起于斡难河源并开始大杀四方以后，压根就没想过汉化，一直严格遵循蒙古传统。而且长期的军事胜利以及不断的开疆拓土，让蒙古人的自信心爆棚，又哪会在意南方的宋人怎么看待他们？朝那边瞅一眼都算输。
所以从铁木真到蒙哥，蒙古人的国号就叫大蒙古国，他们的君王就叫大汗，而不是像此前的鲜卑人、契丹人、女真人、党项人那样，非得改叫皇帝。
但蒙哥暴死之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事实上在是否汉化的问题上，蒙古人内部也有分歧。在争夺蒙哥遗留下的那个大汗之位的两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，阿里不哥是坚持蒙古传统的保守派，而忽必烈则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试图推广汉家文明，是蒙古人中少见的开明派。
但问题是按传统，蒙古大汗需要由忽里勒台大会推选。而在有资格参与忽里勒台的王公、贵戚中，支持阿里不哥的占了大多数。所以忽必烈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自己搞了个忽里勒台，然后他理所当然的被推举当上了大汗。
忽必烈的这个举动对整个蒙古帝国而言是毁灭性的。以阿里不哥为首的保守势力自然不会承认这个结果，于是蒙古内战一触即发，而且持续了35年之久。更重要的是，从此四大汗国与蒙古本部渐行渐远，直至陌路。可以这么说，若非忽必烈造成的这次蒙古大分裂，不但中国的历史，甚至人类文明史也必将改写。
扯远了。忽必烈自封为汗之后，与蒙古内部的保守派已无和解的可能，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，他只能更加倾向于汉人与汉化派。于是在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底，忽必烈在中都（次年改名大都，即今北京）即皇帝位，并改国号为“元”。
至于为啥是“元”，据说是因为忽必烈认为他的江山“舆图之广，历古所无”（《新元史·卷八·本纪第八》），如果像汉唐那样以起家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，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。故此，他从《易经》翻出来“大哉乾元”这句话，觉得很顶很妥很行，就定了这个国号。
在元朝官方编纂的《经世大典》中，对此做出了进一步阐释：
“元也者，大也。大不足以尽之，而谓之元者，大之至也。”（《元文类·卷四》）
反正就是大。大就是美，大就是好，越大就越喜欢。
不到百年之后，朱元璋把忽必烈的子孙又撵回了大漠草原。既然驱逐鞑虏成功了，那就该恢复中华了吧？起码在国号上，是不是别再像契丹人、女真人、蒙古人那样闹幺蛾子了？
朱元璋说我就不，于是整出来个不伦不类的明朝。
为啥叫明朝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：
“盖明祖将建国号，意在大中，既而祈天，乃得大明。”（《钦定续文献通考·卷十一·钱币考》）
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扯淡。但凡是个正经的汉人王朝，都没有这么取国号的，那么老朱为何如此不正经？
其实他也是无奈。朱元璋起家于红巾军，而红巾军又是韩山童、韩林儿父子的产业。同时韩山童又自称是宋徽宗赵佶的八世孙，向来是以“复宋”为口号号召反元的。所以老主要是认这个账，那么他的江山就得叫“宋”了——可谁都知道，韩林儿之死，朱元璋是最大的幕后黑手，所以他内心得多强大或者说脸皮得多厚，才好意思拿“宋”当国号？
另一个比较适合他的是“吴”。毕竟他曾被韩林儿封过吴王嘛，这么干也比较符合传统。可还是因为韩林儿，可能让老朱一想起这个吴王就全身不自在。再者历史上以“吴”为国号的朝代，就没一个有出息的，他可能也觉得不吉利。
之所以最终选了“明”，一个可能与宗教有关，比如明教和白莲教在朱元璋成事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；再一个就是根据五德始终说，以明喻火，而元为金德，火克金嘛，改朝换代得多正统？
一个更大的可能性，就是受蒙古的影响。须知朱元璋立国后虽然大搞汉胡之别、复兴华夏礼俗，但实际上很多潜移默化中的影响根本改不过来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窝阔台弄出来的那个到处跪地磕头的礼仪，老朱就甘之如饴。类似的例子有很多，放在国号上，没准他也像忽必烈那样翻起了《易经》，然后就看上了那句“大明始终”？
至于清朝，一开始国号是“金”（后金是史书中的叫法）。至于理由也非常简单，人家在把自己的族名改成满洲以前一直就叫女真嘛，女真人搞出来的王朝，怎么能不叫金朝呢？
由此可见，别看努尔哈赤又是“七大恨”又是反明的，其实对取明而代之压根就没什么自信，恐怕割据东北就是他最大的野心了。毕竟“金”这个名头在山海关以南说是臭不可闻也不为过，要打着这个旗号入主中原，那就纯粹是给自己找不自在。
所以终其一生，努尔哈赤一直自诩他的“大金”是北朝。
皇太极登基以后立刻改国号为“清”，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。但为啥是“清”，各种资料给出的解释很多，但我比较能接受的一种，是取自《管子·心术下篇》的“鉴于大清，视于大明”。
其实所谓的国之大事，有时候跟小孩子吵架斗气就没啥区别。
全国前三配资排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最可靠的股票配资紫水晶能够增强你的直觉力与创造力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